曾几何时，“悬壶济世”、“妙手仁心”的褒奖已然被“庸医”、“缺医德”等质疑声取代。一边是患者的不信任，常常将医院告上法庭；另一边，医生慨叹着白衣天使难做，每一步治疗都如履薄冰，频频要求患者签下免责的生死状……医患关系究竟怎么了，症结何在？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法院深入解剖了这一疑难杂症。
三个“恶性病灶”
■过度医疗：死无对证的吃瘪
寒冬腊月，一位拄着拐杖的安徽籍老人颤颤巍巍来到滨湖区法院信访接待室，从怀中捧出女儿的遗照，老泪纵横。
女儿来锡打工五年了，单位体检查出了肺癌。医院为其进行气管钳检后病情恶化，出血不止，转院治疗后一个月就去世了，老人连女儿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
强忍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，老人多方咨询，翻阅了大量医学专业书籍，对医院在可以进行气管刷检、勾检的情况下直接采用创伤性较大的钳检措施提出了质疑，认为是医院的过度治疗夺去了女儿如花的生命。
■知情同意：自助选择的纠结
2010年世博会上曾出现这样尴尬的一幕，上访专业户张先生不顾国家形象，向熙攘的外国游客展示自己植皮的跛腿，讲述着病痛，场面触目惊心。
张先生在一场车祸中小腿部遭遇了重度碾压，因其坚持保守治疗，医院没有为他进行预定的截肢手术。一个月后，张先生的小腿出现罕见皮肤撕脱，医院又为其进行了植皮手术，但最后还是落下了跛腿的后遗症。
此后，张先生对医院出具的“双腿对位尚可”的诊疗结论不满，认为医方治疗存在过错，诉诸法院索取高额赔偿。医院却认为，自己已经反复提示保守治疗存在潜在风险，患者拒绝截肢，这才是导致并发后遗症的主要原因。
■鉴定结论：爱恨交织的怪圈
陈女士刚过30周岁生日，本是正当风韵的年华，却长期被失眠、烦躁、记忆力衰退、骨质疏松等更年期症状困扰，丈夫的疏远、事业上的力不从心，令其倍感煎熬。她将这一切都归咎于医院为其进行的子宫切除手术，并诉诸法院索取赔偿。
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显示医院无过错，一审中院方胜诉了。陈女士不甘心，又私下委托安徽某鉴定机构进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，结果却显示医院存在过错。
因案件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中提起重复鉴定的标准，二审法院最终维持了原判。此后，陈女士纠集亲属多次至医院吵闹，甚至扬言与主治大夫同归于尽。
三道难以迈过的卡
“什么病、怎么治、看疗效”是患者就医最关心的三个问题，然而多年来，医患关系偏偏卡在“病不起、治不好、没定论”这三道卡上。
侵权责任法明文规定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，于是发生医疗纠纷时，医院“未尽到告知义务”成了患者可以利用的举证武器。但实践中，这一权利的行使也是障碍重重。
因患者及亲属知识水平的差异，很难对医院的解释达成统一的认识。即便同样的治疗方案，患者本人与家属、长辈与晚辈之间也常常产生分歧。尤其是急诊病例，要求医生在抢救患者的同时耐心细致地进行医学讲解，更显得强人所难。加之疾病发展的不可控性，一旦发生现有医学水平无法预测的风险，患者也往往将责任归咎于医院。
医患纠纷涉及专业性极强的医疗科学，法官对于当事人争议的专业问题难以判断，医疗损害鉴定就成为了医患纠纷案件的“证据之王”。目前医疗纠纷的鉴定主要分为两类：一是医学会组织专家组进行的医疗事故鉴定，二是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的医疗过错司法鉴定。医学会抽调具有临床经验的医生进行的鉴定，对医务人员行为多持相对宽容的态度，往往难以得到患者的认可。
“侵权责任法施行后，未对与之相应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作出程序性规定。实践中，各家鉴定机构各行其是，结论不同的鉴定报告容易成为激化医患矛盾的诱因。”滨湖法院立案庭庭长赵文清对当前医疗纠纷鉴定的混乱表示了担忧。
矛盾结成了死疙瘩
患者对医疗效果报以较高的心理期待，一旦花费高额诊疗费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，往往心态失衡，迁怒于医院，甚至运用暴力手段干扰医务人员正常工作。
医务人员一方面承受着高强度的工作压力，一方面又要随时应对医疗事故、患者“跑单”、医闹等纠纷的处理，身心俱疲。为了规避矛盾，往往采取防御性治疗，回避高难度疾病的诊治或通过实施过度医疗降低风险。而风险转嫁造成医疗费用的浪费和医疗基金的流失，最终仍由患者买单，如此往复，彼此间的不信任感循环恶化，医患关系也逐渐成了“剪不断理还乱的”死疙瘩。
医患关系紧张在诉讼领域表现尤为突出，是民事审判中最难处理的“骨头案”。滨湖法院民一庭庭长尤曦红分析说：“长时间奔波交涉，使患者经济和精神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，一味索取高额赔款。案件事实定性、法律适用、赔偿依据等方面缺乏完善的法律支撑，法官对鉴定结论只能作形式审查，无法进行实体判断，加上重复鉴定等现象时有发生，案件审理周期一再拖延，调处难度特别大，此类案件也往往成为涉诉信访矛盾的诱因。”
为了解开医患矛盾的死疙瘩，2011年8月24日，无锡市第一个独立第三方医患纠纷调解中心——滨湖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正式揭牌。
http://rmfyb.chinacourt.cn/paper/html/2011-11/14/content_35967.ht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