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治较为发达的西方，法官职业定位已日臻成熟：普通法系中，“法官所言即为法律”，法官是倍享尊荣的核心；大陆法系将“法官不能造法”奉为圭臬，法学家居于法律共同体的主导地位。对照“普通法系——法官法”、“大陆法系——法学家法”这种一元核心模式，我国的法治实践无法归入其中任何一类。“各司其职便是正义”，准确把握法官的职业定位是其履职尽责的基础。

纠纷裁判者。任何社会都有纠纷，也需要纠纷的最终裁判者。历史上圣人、巫师、长老、鳄鱼甚至臆想的神兽（独角兽）都曾扮演这一角色，而在法治昌明的时代，法官无疑是纠纷最终的裁判者，坚守着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。我国法官法规定：法官的职责是依法参加合议庭审判或者独任审判案件。大道至简，任何工作都讲求基本，作为法官，通过审判解决纠纷是其最为基本的职能，更是法官履行其它职能的基础。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，大量纠纷不断涌入法院，1978年，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总数仅为60万件，2012年已经超过1200万件，有人形象地称之为“诉讼爆炸”，面对林林总总的社会矛盾，做好纠纷裁判者，是法官的首要使命。

社会管理者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，我国正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国家化的社会，逐步向公民社会和市场化社会转变，社会生活多样、多元、多变的特征日益突显。伴随改革的推进，社会各阶层产生了新的排列组合，多元的社会蕴含着多元的矛盾冲突，法官如果“就案办案”很可能陷入“案结事难了”，“按下葫芦浮起瓢”的窘境。司法是国家运用法律管理社会的重要渠道和有效手段，有鉴于此，法官积极参与社会管理，延伸其职能边界，是正确履行职责的应有之意。面对转型时期的司法形势，完全坚守司法消极肯定有失偏颇，法官与社会管理并非绝缘，问题的关键是法官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、程度、范围应该准确拿捏，防止被舆论推着走出了自己的制度角色。

法学知识生产者。一般认为，在法律共同体中，法学家是法学知识的主要生产者，而法官则为知识消费者，但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，法学研究从以立法为中心向以法律适用为中心逐步转变，法官作为处在法治最前沿的法律实践者，在法学研究中无疑将具有更大的话语权。法官作为“内部人”参与法学研究，拥有法院系统这个平台，更易获得有用的信息，为调查研究打下基础。随着法官群体学术能力的逐步生成，其法学研究已经由单纯的策略性的思考，转向具有学术意味的理论探索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在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形成后，法官可以通过自己的判决向公众展示自己的专业素养，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将有可能“创设”具有强制力的社会规则，从而激励法官探寻法律精髓，成为法律知识的生产者。

法律文化传播者。法治的精髓在于对法律的信仰，而对法律的信仰根植于良好的法律文化氛围。钱穆先生曾言“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，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。”从历史文化传统看，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，积淀了丰富的法律文化；从社会秩序构成来看，存在着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、德治秩序重叠的秩序多元化现象。法官能否在司法过程中准确传达法律规则中的文化因素，关系到公众对裁决结果是否认同与信服。理想的法官应当是熟知传统，具备地方性知识的同时又能够准确掌握现代司法理念的职业群体，他们善体法意、顺遂人情，准确扮演着法律文化传播者的角色，在将刑事审判中惩恶扬善、商事审判中的重诺守信、民事审判中的亲情伦理、行政审判中的限制权力通过审判予以彰显和传播。

万物皆规律，有法天下和。自清末沈家本变法修律算起，中国的法律现代化事业已逾百年，几度兴废，历尽沧桑。良法善治，任重而道远。法官是一个亘古恒新的职业，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社会对法官有不同的角色期待。当代中国法官只有履行好纠纷裁判者、社会管理者、法学知识生产者、法律文化传播者的使命，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中流砥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