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岁的小柳是一家企业的操作工。工作中她的右胳膊被卷进了机器，不得不截肢。企业否认小柳是其员工，这使她无法进行工伤认定，更无从获得赔偿。小柳只得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，要求确认她和企业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。

　　诉讼中，企业一口咬定小柳并非其员工，还向法院提供了所谓的员工工资表，以证明不存在小柳其人。企业的举证似乎无懈可击。

　　我约见了小柳，她的眼神清澈而哀伤。从她的讲述中我了解到，小柳来锡才两个多月，没和企业签过书面劳动合同，也提供不出工作证等能证明她是企业员工的有效证据。

　　小柳回去后，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从业多年，看过不少劳动者“输”在证据上。“再多谈一次，说不定会有一丝查清事实的线索”，这个念头促使我开始了与当事双方长达3小时的谈话。

　　小柳的律师无意中说起企业老板好像在小柳的手术同意书上签过字，但是记忆模糊不能确定，这是个重要的线索。我马上联系了医治小柳的医院，调取了住院病历，找到手术同意书，落款正是企业老板的名字。

　　我找到小柳的主治医生，请他说明当时签字的情况，但医生心存顾虑，几次都婉拒调查。我反复向他说明他的证言十分重要，事关一个姑娘能否得到工伤赔偿。“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，如果你明知真相可以挽救一个几近绝望的女孩，又怎能忍心不说呢？”也许是我的恳切话语触动了医生的心弦，他最终说出了真相：当时医院怕无人承担医药费，便让企业老板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。

　　然而，面对自己的签名，企业老板依然选择了抵赖。我当即告诉他，原来提供的员工工资表上有他的签名，只要通过笔迹鉴定，就可以比对出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真实性，法院同样可以作出判决。心虚的老板不再坚持，承认了小柳是企业的员工，小柳因此获得了赔偿。

　　我很庆幸，这个案件我没有只是坐堂办案；面对可能知道真相者的拒绝我仍然坚持；没有仅凭眼前的证据匆忙下判。因为如果就事论事，做出不利于弱者的判决，我会良心不安。

　　这么多年来，每当我遇到类似情况，心头总会浮现出小柳的眼神，时时提醒着我，作为一个民事法官，不能生搬硬套适用法律，而要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。我所要做的是尽最大可能还原客观真相，追索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统一，因为这是一个法官的天职。

　　（作者简介：任璐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民一庭庭长，1968年12月生，本科学历）